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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文艺、文化方面的境外并购，基本上没有了。比起刚才说的海外投资的角度看，中资金融机构在境外的金融资产，这十年来还是有稳步增长。到去年底，我们找了一些数据统计了一下，中资境外金融机构的家数差不多1500家，金融资产量大概1.8万亿美元，这个主要还是境内五大行在境外分行、子行，它们的数是最大最多的。

创新何需高科技，实质是说运用高科技。高科技不能够改变经济规律，不能够改变商业的本质。高科技只能帮助我们更有效的解决商业的本质问题。关于技术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我们需要进行思考。案例2：服装业第二个案例，是做定制西服的红领。只是运用大数据技术、互联网技术，都不算是高科技，而是中科技，甚至是低科技。在市场上，你外包找一家软件商，他就能给你做。关键是你自己要把商业模式想清楚，要把技术的大方案拿出来让外面的公司给你做。这家服装制造商就用大数据的技术解决定制化服装、个性化服装制作中的重点问题，实现了手工裁缝操作的方式改变成了流水线的生产，大大地提高了效率。但是这个流水线生产之所以成为可能，是有大数据的支持。

从市场的角度看，废不锈钢与原生镍已经形成明显的替代关系，本轮国内钢厂大幅提高废不锈钢使用比例，背景之一是国内镍铁供需出现了阶段偏紧的状况，叠加戴南中频炉被一刀切后，该地区废不锈钢工业料涌入市场，高镍铁与废不锈钢比价达到2016年8月以来最高位，废不锈钢在原料中的经济性显著。

“数字经济”、“创新”等关键字令飞利浦大中华区集团事务部副总裁朱海鸾感到兴奋。“前期有关‘一带一路’的合作大都是在基础设施领域，但我在多个场合看到，健康、医疗等领域已成为各方探讨的‘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内容之一。飞利浦是一家健康科技公司，中国是我们除北美市场以外的第二大市场，至关重要。”4月25日，朱海鸾在现场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采访时称，飞利浦此次参加企业家大会，尽管并未签署新的项目合约，但与中方合作的探索从未停止。

二、特朗普竞选总统逆袭、美国挥舞贸易保护主义大棒以及民粹主义盛行，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具有深层次的经济社会背景和历史必然性：1、2008年次贷危机以来，QE和零利率导致资产价格大涨，美国收入分配差距空前拉大，底层沉默的大多数被剥夺感加深；2、美国货物贸易逆差创2009年以来新高、再度接近峰值，其中，对中国货物贸易逆差占美国逆差来源的46%，与60年代西欧、80年代日本类似，当前的中国成为美国转移国内矛盾的重要对象；

财政收支账本充分体现减税效应数据显示，1月至10月累计，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61558亿元，同比增长7.4%；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75320亿元，同比增长7.6%。“从前10个月财政收入数据看，财政收入保持平稳增长，说明我国经济基本面稳中向好，经济稳定运行在合理区间。”中国财政科学研究院副院长白景明在接受经济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财政收入增速与GDP增速更加趋于协调，这说明通过不断深化税制改革，我国已经形成了财政收入增长与经济增长之间良好的互动协调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