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中国成立后,在1951年没收了怡和在内地的资产。怡和也将公司迁往了香港,曾一度主宰香港经济命脉的英资财团。作为著名的老牌英资洋行,怡和与太古洋行、和记洋行和会德丰成为当时香港的四大洋行之一。随着1997年回归及李嘉诚等香港企业家崛起,其影响力开始下降,怡和的子公司置地控股在1984年几乎破产,但是,怡和洋行却始终牢牢掌握控制权,积极发展各项业务,历经各种变迁。
未来的大国金融已经有了坚实的基础《金融时报》记者:改革开放40余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您认为在这一过程中,金融发挥了何种作用?吴晓求:经济和金融始终是分不开的。1978年人均GDP 在100多美元,到2018年则接近1万美元,这其中金融起了特别重要的推动作用。而且这40年中,金融增长速度远远比经济增长速度快。经济的货币化率,也就是M2与GDP之比由1978年的0.318到现在的2.1。有些人通过这个指标来说明金融资产有巨大的泡沫,因而要防范金融风险。还有另一种认识,认为这是中国经济金融深化程度提高的表现,金融对经济的渗透率在加强。我认为,在目前的环境下,金融资产存在一定泡沫,但另一方面,应该说金融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力大幅度提升了,中国经济的金融化程度大幅度提高了,我们要更多地把它看作一个深化的指标。在货币或金融资产快速增长的过程中,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恶性通货膨胀?为什么中国没有出现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危机,这是需要研究的。有人说,中国货币出现了严重的超发,我对此始终是不同意的。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5月我国在高速磁浮技术领域实现重大突破,时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试验样车在青岛下线。伴随国家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广深第二高铁能否跑出更高更快更强的湾区速度?近日,深圳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广深高速磁悬浮城际铁路规划研究》提出,速度达600km/h的高速磁悬浮列车或将应用到广深第二高铁。
金融的本质就是风险《金融时报》记者:我们在取得一定成就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会有一种行为惯性,觉得人定胜天,主观意志可以凌驾客观之上。在经济金融的运行过程中,是否也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吴晓求:我们经常会看到,经济稍微好一些,有些人就蠢蠢欲动,忘记了市场给我们带来的福利;在经济不好的时候,又开始想起市场,希望市场能帮他们渡过难关。实际上,这种对市场规律的不尊重,就是对“市场是什么”在常识上存在误区。
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的个人所得税应纳税额按照中国香港税制计算。中国香港个人所得税的免税额、扣除(最高限额)的标准比内地高,涉及的种类更多,最高税率远比内地低(15%的标准税率或2%-17%的五级超额累进税率,内地综合所得适用3%-45%的超额累进税率),税负远比内地轻,大湾区珠三角九市(广东省广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东莞市、中山市、江门市和肇庆市)因此在吸引境外高端人才和紧缺人才上拥有了极大的税制国际竞争力优势。此前,在深圳前海、珠海横琴已有类似的个人所得税税收优惠政策,“通知”实际上是将本来只适用于局部地区的政策扩大到整个大湾区。
他说,“我们坚持把创新和扩大对外开放摆在突出位置,正在全力配合国家发改委等部委研究制定支持雄安新区加快改革开放的措施,健全引进高端人才政策,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增强新区开发建设的生机活力。”陈刚认为,对雄安来说,有创新才有未来,有质量才有生命,“无改革创新,就无雄安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