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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机制是市场经济的核心。利率市场化的实质是让市场通过价格机制在金融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而以利率为主的货币价格调控则是通过价格杠杆，在金融领域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加快推进由数量向价格的货币政策调控方式转型，正是当前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政策要求。今后应当在有效发挥数量调控优化结构的同时，做好货币“量”“价”调控的协调配合。要综合考虑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现状，兼顾改革、开放、发展、稳定的需要，加快推进各项深层次改革，努力做好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技术性准备工作，为及时有效应对流动性冲击和利率扰动，中央银行的利率决策空间和政策操作自主性也亟待提高，并在制度上予以保证。根据经济金融发展的实际情况和结构优化调整的现实要求，有机结合短期宏观调控和长期机制改革，逐步实现金融市场利率和存贷款利率并轨，大力培育金融市场基准利率体系，推动发展更多的浮动利率产品，明确短端（隔夜）政策目标利率，完善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机制，优化货币政策工具体系，科学开展利率决策，有效进行利率操作，顺利实现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更好地促进新常态下经济金融的高质量发展。

2010年，一对夫妻将自己26岁的养女扬扬送进了刘湘云的养老院。这个160多斤的大胖姑娘，有肝病、糖尿病、心脏病、精神分裂症等多种疾病。在刘湘云精心照顾，扬扬的状态一直不错。没过多久，扬扬的养父母要送扬扬去精神病院。得知消息的扬扬噗通一下就跪在了刘湘云的面前，死死抱住她的大腿，“姑，我不去，我就在这，你别不要我。”担心扬扬犯病，刘湘云连忙答应下来， “姑要你，姑留你。”没想到，扬扬的养父母竟直接提出让刘湘云把扬扬收养的要求。看着可怜的孩子，刘湘云一咬牙，办手续、盖公章……就这么，她多了一个傻女儿。

应当看到，经过二十多年市场导向的金融改革和数量为主的间接货币调控，目前我国已基本具备了向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必要条件。在金融市场方面，我国固定收益市场规模已位列全球第三（公司信用类和金融机构债券均列全球第二），具备了相当的市场广度和必要的市场深度（潘功胜，2016）。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方面，我国微观经济主体利率敏感性显著增强，金融机构利率定价和风险管理能力明显提高，金融市场利率与存贷款利率关系更加紧密，利率传导渠道日益畅通有效（Kamber and Mohanty，2018）。在利率操作模式方面，中国人民银行针对流动性管理和市场利率引导进行了大量技术性准备和理论研究工作（牛慕鸿等，2017），中国公开市场操作和利率走廊安排与国外央行主流模式差异不大（周小川，

如，当年终奖为36000元（月均3000元）时，适用税率为3%，到手数额为34920元。如果多发1元即36001元，则适用税率为10%，到手数额为32610.9元。当年终奖为38567元时，到手数额为34920.3元与36000元持平。与此同理，当缴税税率从10%跳至20%时，16.05万元的年终奖到手数额与14.4万元年终奖相同。

与理论分析和国际经验类似，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加速推进和基本完成，我国金融市场创新和脱媒迅猛发展，不同金融产品之间和不同层次货币之间界线日益模糊，货币需求越来越不稳定，M2 与产出物价关系的稳定性越来越差，货币数量的可测性、可控性及与实体经济的相关性明显下降，传统数量为主的货币调控已难以适应当前货币政策的需要（易纲，2018a）。事实上，我国很早就意识到 M2 中间目标的问题，2011 年开始引入社会融资规模流量指标，2015 年公布存量社会融资规模数据并在 2016 年明确将其作为政策目标。虽然社会融资规模统计范围更广，能够提供更多信息，但非信贷融资更容易受经济波动和预期影响，金融创新和衍生融资方式更难以及时准确掌握，中央银行无法有效控制直接融资行为，作为金融机构资产端的存量社会融资规模理论上应与负债端的 M2 趋同，因此社会融资规模也不宜替代 M2 作为新的数量型货币政策中间目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8 年我国不再公布任何具体的货币数量目标，向货币价格调控方式转型的迫切性日益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