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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在收入分配改革领域，过去这些年，关于公共部门比如国有企业的角色也一直受到很大关注。国企到底在国民收入分配中扮演一个什么角色呢？前几年，国企分红被热议，不久前，国企部分股份充实到了社保资金里，这些都涉及到收入分配领域。王小鲁：改革以前，经济效率很低，所以我们才需要改革，需要建立一套市场制度，需要民营企业发展壮大。那现在国企还有没有存在的必要？或者说在哪些领域里需要国企？这些要搞清楚。比如说在竞争性领域，就没有必要强调发展国企还是非国企，企业只要符合市场的要求，按照市场竞争原则发展就可以，谁有效率谁就应该做大做强，没有必要认为这个领域里要保护哪一部分企业，要给哪一部分企业吃偏饭，靠市场实现优胜劣汰是最好的选择，而且这也更公平。

界面新闻：你们的第一个灰色收入课题研究报告最终完成是在2007年，报告最终显示高收入家庭收入的真实情况如何，与国家统计局的差距到底有多大？王小鲁：这个研究结果发现国家统计局的城镇高收入居民收入数据有严重遗漏，占城镇居民家庭10%的高收入居民2005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应为9.7万元，而不是统计显示的2.9万元，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统计到的隐性收入总计高达4.4万亿元。

此次多家公司连环“爆雷”，撕开了比克动力的“遮羞布”。据了解，从11月6日到11月11日，杭可科技、容百科技、当升科技、新宙邦4家上市公司接连发布风险提示公告。简单计算，目前这4家公司的应收账款就达到近8亿元，金额分别在3800万到3.78亿元之间。后期不排除还有更多的公司披露类似“踩雷”公告。

一旦股市开始恐慌式下跌，所有人都会加入“割肉抛售”的队伍。一旦投资者感到紧张，坏消息的影响就会被不自觉的放大。不过，Juckes并不愿意预测这场抛售会严重到何种程度。Juckes表示，要量化预期的抛售程度是浪费时间，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们正在放缓。

2013年，我写过一个关于推进财税体制、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的建议报告，当时，我国城市化率已超过50%，但城镇常住人口中至少有1/3是没有城镇户籍的农村转移人口，共两亿多人。他们很多人二十岁左右进城打工，把父母子女留在农村，通常比城市本地居民工作更繁重，工时更长，工资偏低，居住条件很差，多数人不能取得城市户籍，难以享受城镇社会保障和居民福利，无法在城市安家落户，通常四五十岁后就只好回农村去。当时我提出，这是导致城市劳动力短缺的制度原因，促使了“刘易斯拐点”提前到来。户籍改革长期拖延的结果是这些进城务工的新城镇人口不能和其他城镇居民一样，平等享受城镇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导致两类人之间的巨大差距。

推动高精尖产业发展，加快建立产业生态体系杨仁全介绍，“北京市计划培育新一代信息技术和医药健康‘双发动机’，而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核心便是人工智能。” 2018年，北京人工智能产业规模达到1500亿元；据初步统计，今年上半年，北京在人工智能领域产业规模约850亿。产业链涵盖基础层、技术层和应用层三个环节，北京正快速构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产业生态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