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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欧日需要维护自己在经贸上的独立性，在与美国保持经贸往来的同时，也需要与其他国家多做生意。例如，近来欧洲国家和日本商界、政府都表示希望参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项目；欧洲也在寻求建立独立于美元的国际结算体系。为应对未来有可能出现的各种不利局面，中国当前更需要努力开拓外部市场。与金砖国家、上合组织和“一带一路”沿线经济体的经贸往来，应是未来发展对外经贸关系的亮点。（作者吴幼珉是香港资深经济评论员）

经济基本面制约股指反弹高度二季度宏观经济基本面表现明显弱于一季度。中国6月制造业PMI为49.4，与上月持平，连续两个月位于荣枯线下方，处于2016年以来低位。作为经济增长的先行指标，制造业PMI下滑反映出宏观经济需求下降，传统行业转型升级面临的压力较大。从分项指标来看，新出口订单受贸易摩擦的拖累表现较差；产成品和原材料库存双双位于荣枯线以下，反映了生产商在累库存方面缺乏动力，投资意愿较差。上半年实施的减税降费政策以及6月份实施的逆周期调节政策的效果将在下半年经济数据中体现，对基本面有所支撑。2019年二季度GDP增速、6月份固定投资增速、社会消费零售增速等数据将在7月15日公布，预计表现偏弱，股市仍需要一段时间来消化基本面影响。

积分制启动前的资金消耗战无论是在售价上垫付补贴，还是对旧车的回购和处理，都意味着新能源车企在市场开拓和营销上更大的资金需求，这将与补贴退坡互相交织，给车企带来更大的压力。就技术层面而言，可期待的压力疏解途径只有成本的下降。而新能源汽车的成本下降速度与补贴下降速度哪个更快？这是一个目前没有准确答案的命题。新能源汽车超过40%的成本在电池，以电池行业龙头企业宁德时代为例，按照其招股说明书中的数据，宁德时代动力电池系统销售均价在2016年同比下降9.74%，2017年度下降幅度更大，达到31.59%，这看上去值得期待，但背后的研发投入巨大。

这种情况下，如果理财产品以期限错配的方式投资了流动性差的资产，则很容易引发流动性风险，并损害银行的声誉。现在要求在满足期限匹配、限额等私募产品监管条例的情况下，开放公募产品投资非标，可在一定程度上规避上述所说风险，但对于非标踩雷后造成巨额损失引起普通投资者集体出现非理性行为的风险仍然存在。

1999.05—2000.02 天津钢管公司副总工程师兼天津钢管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2000.02—2001.04 天津钢管公司总工程师；2001.04—2004.05 天津钢管有限责任公司总工程师；2004.05—2007.11 天津钢管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工程师（2001.09—2005.06 在中国石油大学石油天然气工程学院油气井工程专业学习，获工学博士学位）；

美国《外交》双月刊网站刊文称，美国“极限施压”行动的目的之一是提高伊朗在该地区采取冒险行动的成本。但伊朗和它的地区活动都没有因为美国恢复制裁而受到致命打击。德黑兰发出明确信号：只要美国维持“极限施压”，它就能给白宫制造麻烦。香港《南华早报》网站一篇文章将美国政府对他国的极限施压举动亦称为“霸凌外交”（bully diplomacy）。笔者认为，关税是美国开展“霸凌外交”的重要工具。美国《旧金山纪事报》此前发表社论称，特朗普眼中的外交是关税威胁和施加惩罚。（Trump‘s idea of diplomacy is tariff threats and punishment。）特朗普自诩“关税侠”（tariff man），动辄对贸易伙伴端起“关税机枪”（tariff barrage）。美国外交政策聚焦研究计划网站则刊文批评特朗普“随心所欲”地挥舞关税大棒，直指这场关税冒险是一个错误。美国前财长拉里·萨默斯更是直言：“特朗普对关税的热爱正在产生反作用，无异于‘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