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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孟楷质问道，如果台当局连续几年都有盈余，为何还要举债或砍年金？有盈余不应该优先还债以减少利息吗？他表示，种种不合理只说明一件事，蔡英文当局想用政策讨好选民，特别是所谓月薪3万以下的低薪年轻人，而订3万的标准在哪？台当局也说不清楚，难不成又要呼应蔡英文在2017年底所说的干话“最低薪资3万元是她的梦想”，所以只是拿台湾的预算来圆蔡英文曾说过的干话？实现蔡英文的梦想？

就这样，十年，她带着丈夫和女儿两个尿毒症病人走了过来。十年来，每三个月就拿着自己打工的收入和丈夫的工资，带着女儿去北京看病。2018年初，女儿蒋思琪的病情发展至尿毒症终末期，在郑州市儿童医院做了腹膜透析。现转入郑大一附院肾移植中心等待肾移植。在郑州市儿童医院思琪的主治医师是刘翠华主任、杨莉莉大夫，在郑大一附院肾移植中心的主治医师是丰贵文主任，尚文俊主任。

面对众多问题，退票数据“透明化”显得尤为重要。记者注意到，淘票票专业版和猫眼专业版几乎同时推出了可查看“退票率”等一系列的票房异动预警机制。上述影院建设顾问崔先生向本报记者坦言，中国的在线选座业务在全球范围内比较特殊，“在线选座票务平台发展的初期，大量的资本涌入导致9.9元、8.8元甚至零元购票的现象特别普遍，而对于影院端来讲，只能按照最低发行价去售卖，导致影院的自有会员体系和自有电商平台的不平衡，而且目前互联网在线选座的占比已经达到了人次的85%以上甚至更多，只有多方监管才能保证电影市场合理发展”。

郝伟：从2000年开始，我就遇到了一些因为过度玩游戏来就诊的患者，当时就发现游戏作为一种新的现象，已经出现了一些医学问题，这也是我后来提出将“游戏障碍”纳入《国际疾病分类》原因之一。2002年左右，我在世界卫生组织工作过一段时间，当时也在专家们的建议下，曾尝试做一些网络成瘾方面的研究。到了后来修订《国际疾病分类》，2012年我联合两名德国专家，向世界卫生组织发了一封调查文献，提出应该将包括游戏上瘾在内的网络成瘾现象纳入新版《国际疾病分类》中来。当时其实也是顺势而为，发挥了一些作用。专家委员会的同道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很多工作也相当重要。

北青报：“游戏障碍”被纳入《国际疾病分类》后，对社会会有哪些好处？郝伟：我们专家委员会之前讨论中有人觉得社会问题不应该变成医学问题，但专家委员会后来达成的一个共识是，将它变成医学问题，是有利于我们进行干预，寻求解决的方法的。比如，以前有些人脾气不好，大家觉得是性格问题，但随着医学的发展，我们知道他们是患上了焦虑症。也有一些抑郁症患者，医学的研究发现他们不只是心理问题，其实是身体也出了问题。“游戏障碍”被列入疾病之后，就意味着家庭可以将患者送到医院接受专业的治疗，也减少了家庭的一些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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