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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强调的是，国企按公平竞争的原则参与国际市场，首先是中国自身发展的需要。在多边主义和经济全球化遭遇阻力的今天，中国自身的未来发展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竞争有序而不是封闭割裂的国际市场。因此，作为全球第一大贸易体和“一带一路”的倡议者，中国的根本利益在于推动经济全球化朝着更加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方向发展。为达此目标，中国就必须让贸易伙伴包括“一带一路“的合作伙伴相信，中国的国企确实是在公平参与国际竞争，或者换句话说，别国的企业是在和中国的企业而不是和中国的政府竞争。否则，中国引领新型全球化、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努力难免会遇到怀疑和阻力，由此引起的贸易伙伴的反制措施会祸及非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

如果疫情持续，无数的中小企业将坠进黑夜。这一只“黑天鹅”，不，网络上已经有人详细分析过，严格按概念来看，这不是“黑天鹅”，而是“灰犀牛”（自行百度，关键词是“疫情被某些人耽搁了”）——这头“灰犀牛”要顶翻多少民企老板？引入正题。这波疫情可能吃掉一批踏踏实实干实业的大小老板，他们是过去几年“财富湮灭”行动中的幸存者。在他们身前，已经倒下一批批的“先烈”，后文容我一一数列出来。

图1 1998—2017年非金融类国企总户数、国有资本总量和股权回报率注：2017年为财政部公报数字，其中“国有资本总量”为作者按所有者权益数字估算。资料来源：《中国财政年鉴》（各年）；财政部，2017年1—12月全国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经济运行情况（2018）。

首先，不同所有制的企业之间公平竞争，是基本经济制度的基石。因为传统的国家所有制采取“一个社会、一个工厂”的模式，而且政府作为国有资本的所有者，既亲自开办企业（政企不分），又负责履行监管和社会管理等普通政府职能（政资不分），所以它能容纳的经济结构只能是国企一统天下，而不可能允许其他所有制的企业与之公平竞争。国家所有制要与市场经济兼容，必须通过改革使国有企业成为自主做出经营决策、独立承担风险、可以与其他所有制企业平等竞争的市场参与者，而不再受政府公共权力的庇荫。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从1993年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决定》到2013年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保证各种所有制企业公平竞争一直是改革的一个基本原则。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具体要求是，国家保护各种所有制经济的产权和合法利益，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地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依法监管各种所有制经济。为落实该《决定》，政府又于2015年进一步提出逐步确立竞争政策的“基础性地位”，加强竞争政策与产业、投资等政策的协调。

对于公众关注的网约车业务，程维表示，滴滴安全整改行动在未来半年内仍将持续进行，顺风车业务仍将无限期下线整改。此外，滴滴还将全面推进网约车合规化工作。“我们会严格按照主管部门和联合检查组要求，根据各地网约车新政对轴距、排量、车价等不同要求，制定分城市，分阶段合规目标。积极组织驾驶员培训，和合作伙伴一起鼓励、引导司机办理人证车证。”程维说。

国企改革要继续对中国经济发展做出积极贡献，必须根据已经变化了的经济环境确定其目标和思路。过去40年尤其是早期，“搞好搞活”国企本身一直是一个主要目标，这是因为在过去的经济结构中，国企盈利增加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整个经济的效益改善。但今天国企改革所处的经济环境已经大不相同。国企亏损当然不可取，但国企对经济增长的可能贡献远不止于自身盈利。本文试图提出的意见是，除了继续提高国企自身效益，下一步的国企改革还需要围绕四个任务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