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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企业负责人向我们吐苦水，“等了半年，还没等到我们。社保费不下调，我每个月的成本就减不下来”。政策制定，需要政府和公众有良好的互动。否则，可能会遭遇事与愿违或者曲解。例如，2008年推出的新劳动合同法，本意是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但是，在制定和实施前，没有和企业充分沟通，很多企业对此产生了恐慌，甚至出现了华为“辞职门”事件。

事实上，去年以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网红基地在全国兴起，这类基地大都依托于当地的产业优势，例如陶瓷、玉石、各类农产品等专业市场，盈利模式主要依靠“房租+主播销售分成”。业内人士指出，投资运营网红基地需要大量资金，如不能解决供应链等一系列问题，盲目追风口可能会带来风险。

责任编辑：吴金明7月21日，上海，天高云淡。陆家嘴浦东南路528号看起来平静如常。明天（7月22日），科创板首批25家企业将在这里举行上市仪式，科创板将进入新阶段。科创板审核中心就位于浦东南路528号北塔26楼。按照相关制度规定，审核中心是科创板“第一道关”的“把关人”，会对审核企业是否符合发行条件、上市条件和信息披露要求等提出初步审核意见。

相反，在伦交所的拒信中，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拒绝使用欧元，今日的哭着喊着要脱欧的“大英”；这个曾经的日不落帝国，总是不肯放下自己的身段，面对来自崛起的中国，特别是来自昔日自己殖民的公司的收购要约，这一口回绝，我反倒认为显出了些许做作与或多或少的不自信。

但相比于之前深圳主动推行的产业转型升级，倒逼部分低端产业离开，从而腾出土地等宝贵资源，如今的华为部分部门搬迁，则可能有更为深层的经济原因。就华为来说，作为业务、人员等仍处于高速发展期的特大型高新企业，在研发、生产基地上所需土地量很大，这也是之前任正非所指“深圳房地产太多了，没有大块的工业用地了”，华为必须为企业发展寻找新的发展空间，迁出部分业务也在情理之中。

在这份秘密协议中，双方约定3个合作事项，其中包括程齐鸣在任新黄浦董事长期间，听从该次级受益人的“指派和领导”，该次级收益人则付给程齐鸣“劳务费”总计500万元，并承担此劳务费所产生的税金。该协议是程齐鸣以个人名义与德瑞基金其中一家次级受益人暗中签订的，也就是说，这份协议的签订是背着德瑞基金的其他次级受益人，以及新黄浦的，是一份秘密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