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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时期是股疯期（1980 年代）。工业化进程迅速推进，实体经济腾飞，长期顺差积累大规模外汇储备，锚定汇率制下货币供应迅速膨胀，流动性泛滥，台湾股市自 1985 年后迎来空前绝后的疯牛，1990 年遭遇疯牛后的快速崩盘。第三个时期是对外开放期（1990 年至今）。外资限制逐渐放开，台湾股市步入高速扩容时期，与此同时，台湾股市也从此拾级而上。

而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展改革委、科技部联合印发的《汽车产业中长期发展规划》，以及相关“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国内200万辆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目标，产能是需求量的3倍之多，过剩严重。由于已出现供大于求，特别是中低端产品产能过剩尤其严重，包括三元和磷酸铁锂在内的动力电池价格从2014年初超过2.8元/wh，暴跌到2018年中的约1.2元/wh，4年跌去6成，行业出清势在必行。

资金决定风格，短期资金造就过去 A 股总是“疯牛”。美股市场在长期的发展中逐渐形成的以机构投资者占据主导、由长久期的配置型资金为主体构成的市场形态和格局，才在较大限度上发挥了市场围绕资产价值合理决定资产价格的“价值发现”和“定价”功能。而作为反例，过去 A 股牛市总是“疯牛”，核心原因也在于，市场最大的增量资金来源都是散户资金的存款搬家，甚至伴随着杠杆资金入市。这种“小车推出来的”牛市往往情绪大于理性，所以随着牛市推进，估值体系和价值判断都会失效，资金不断涌向高弹性、强故事性的个股。

在最基本的观念里，我们认为物体是无限可分的，空间和时间也是无限可分的。我们都学过化学，知道物质是有最基本的元素组成的，比如一瓶水，不断分割下去能成为一个个水分子，当然水分子也是可以再分成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但这时就不再是水分子了。所以，水分子是水的化学性质的最小单元。因此，量子就是构成物质的最基本单元，是能量的最基本携带者，不可再分割。

美国股市最迅速“去散户化”过程发生在 1950-1990、1990-2007 两个阶段，以养老金和共同基金为代表的机构投资者逐渐占据主导，形成基金-养老-外资-散户四分股市的投资者结构。1950 年至 1990 年，美国养老金入市成为颠覆“散户化”结构的第一股力量。战后美国养老金体系逐渐完善，70 年代开始养老体制改革，特别是 1981 年美国《联邦税法》中 401（K）、403（B）及 457 条款推出，DB 计划与 DC 计划规模快速增长，1974-1990 年，DB 规模从 2560 亿元上升至 2004 亿元，DC 规模从 64 亿元上升至 892 亿元。养老金入市为股市注入源源不断的长期资金，1990 年散户、养老金、外资、基金、保险占比为 48.2%、24.3%、6.9%、7.5%、4.6%，较 1950 年分别变动-44.6、+24.1、5.1、+5.2、+0.2 个百分点，散户几近腰斩，养老金成为股市的第二大投资者。

据估计，亚太区女性财富占比为25% - 35%，印度远低于这一水平，为20% - 30%，中国则高于这一水平，达到30% - 40%。根据2018年福布斯公布的逾2，200位亿万富翁名单，女性仅占11%，但地区差异明显。欧洲和北美洲亿万富翁中女性占比最高，随后依次为拉丁美洲、亚太区和中国。主要国家中，德国亿万富翁中女性占比最高（26.0%），其次为瑞典 （25.0%）、瑞士 （23.8%）以及澳大利亚和印度（均为18.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