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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保险研究室副主任朱俊生在接受《国际金融报》记者采访时表示，监管部门连续出台中介监管政策，可见防风险、治乱象的力度之大，也和去年整个保险业的经营状况不理想分不开。“去年投资收益下降明显，而且产险业务的综合成本率第一次超过100%。”朱俊生说，产险综合成本率创新高，背后一个非常大的原因就是车险业务手续费的攀升。“在车险业务方面，很多公司还是严重依赖中介渠道，也导致其在中介面前长期缺乏话语权。在这种情况下，不仅要强调保险公司对中介机构的主体责任，也要规范保险中介市场”。

近年来，政府诚信始终是投资领域的热点话题。对此，《吉林省优化营商环境条例》在“优化市场环境”章节中特别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和有关部门应当依法履行与市场主体签订的合同，兑现以会议纪要、文件等书面形式承诺的合法优惠条件，不得以政府换届、机构调整、相关责任人员调整等为由，不履行、不兑现或者拖延履行、拖延兑现。

在浙江杭州，浙江理工大学副教授郭兵就由于不愿使用人脸识别，将杭州野生动物世界告上了法庭。这起国内消费者起诉商家“人脸识别使用”领域“第一案”，案件的焦点就集中在：究竟谁有权收集我们的人脸信息。目前，杭州市富阳区人民法院已决定正式受理此案。人脸信息，怎样使用好又保护好？

“过去自贸试验区以制造业开放为主，未来要转向以服务业开放为主，而一些关键性服务行业开放存在风险问题。如何既开放又平衡好风险，就需要有一个地区进行开放带来的压力测试，而这对政府监管也带来了更高要求。”9月17日举行的中共上海市委专题协商座谈会上，上海市市长应勇表示，设立新片区的实质是在更深层次、更宽领域、以更大力度推进全方位高水平开放，是全方位、深层次、根本性的制度创新变革。

在下面的图表中，您可以看到在ASC 606下的合同有效期中，收入、账单（发票）和递延收入的发展方式。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在ASC 606下，公司的费用模式将会紧紧跟随新的收入确认模式，在我的理解中应该不会导致毛利率的实质性变化。然而，该公司实际上报告了2018年全年ASC 606下92%的非公认会计准则毛利率，和ASC 605下90%的非公认会计准则毛利率。

2，发生以下情形之一的，境外基础证券发行人应当及时进行披露：存托人、托管人发生变化；存托的基础证券发生被质押、挪用、司法冻结或者发生其他权属变化；对存托协议作出重大修改；对托管协议作出重大修改；存托凭证与基础股票的转换比例发生变动；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