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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从现金流角度考虑，转股后的股息率可能高于转债票息（尤其是前两年的票息很低），因此发行人暂时不愿意推动转股；4．不同发行人对于赎回条款的理解不太一样，特别是在时间计数方面。执行强赎对转债影响促转股效果边际衰减，价格影响不显著最后，将今年执行强赎和不执行强赎的案例进行横向比较，以探究执行强赎是否对转股意愿和转债后续价格有影响。我们将今年完成强赎计数的转债情况总结在下表，由于盛路在深交所上市，考虑到深交所披露规则以及盛路没有明确的强赎表态时点，因此暂不纳入对比范围，仅用广电作为不执行强赎的案例进行分析对比。

电子商务市场研究公司的数据显示，2019年美国数字广告支出总额将增长19%，至接近1300亿美元（1美元约合6.8元人民币）。报道称，谷歌的这个计划断断续续至少进行了六年时间，自从去年曝出脸书将用户个人数据与英国剑桥分析公司不当分享之后，这个计划随即加快速度。

根据中江信托2017年年报披露，中江信托称，“公司自主管理的金鹤189号、金鹤140号两个信托项目交易对手违反交易文件约定，本公司已以受托人身份依法提起诉讼。截至本报告期末，上述诉讼尚未取得确定性司法判决，存在诉讼结果不确定性的风险。”而上述所称的金鹤189号融资方为大连机床。

中华医学会肝病分会前任主委、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教授贾继东呼吁，一些患者乃至医生对某类药物似乎“情有独钟”，“此类现象应尽快遏制”。他于2017年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很多药物可以暂时降低转氨酶，或者改善化验指标，但对病毒学指标没有真正的效果，不会对肝脏带来真正的好处。“要慎用、少用、合理应用。盲目、大量地用，会造成对卫生资源的极大浪费，也不会达到真正的效果。”他所指的“某类药物”便是保肝药。

由于应收票据问题，单纯用上述指标来判读公司的利润成色并不合适。公司存在应收票据融资或贴现收款，2016年、2017年融资性应收票据到期或贴现收款都约为100亿元，大量使用应收票据结算及融资贴现，至少加重了资金成本，侧面说明公司利润转化为现金的质量在下降。

其四、在信息披露方面予以区别对待。上市公司监管分类，其中评价指标当然包括信息披露，但一家上市公司虽然信息披露评级为A级（优秀），并不表明该公司监管分类评级就是优秀，因为可能在其他方面存在高风险。目前上交所信息披露直通车业务适用于股票在上交所上市的所有公司，深交所对除信息披露考核为D的公司之外公司允许直通披露，建议对于监管分类为高风险的公司，在一定时期内不得适用直通车披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