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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高峰现场发布的数据，首先，2018年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货物贸易进出口总额达到了1.3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6.3%，在中国4.62万亿美元的大盘子中的占比达到了27%；第二，中国企业对沿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达到156.4亿美元，同期占比达到13%；第三，2018年中国企业在沿线国家对外承包工程完成营业额893.3亿美元。一系列重大工程进展顺利，其中，马尔代夫中马友谊大桥通车，蒙内铁路开通运营，瓜达尔港具备作业能力，汉班托塔港二期工程主体完工，等等；第四，中国与格鲁吉亚的自贸易协定正式生效，与毛里求斯完成自贸协定谈判，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取得重大进展。

在2018年CB Insights发布的《全球科技中心报告》（ Global Tech Hubs Report）显示，在全球范围遴选的25座“全球科技中心”城市里，中国仅有北京和上海入选。在过去六年中，北京的科技公司总融资额度高达720亿美元，位列全球第二，大约是位于第四名的上海的三倍多。

由此，金融街作为国家金融管理中心的地位进一步稳固，基本确立了在国内的中心地位。可以说，在这条全长1700多米的大街上，每走几步就有一家金融机构。截至2016年底，北京金融街拥有整个中国接近一半的金融资产，更是用2%的占地，贡献了西城区83.4%的税收。

而8月28日，第一只养老目标基金正式发行，在当前市况之下，养老目标基金的发行规模可能不会太大，但是它的信号意义是比较明显的，至少证明了现在市场处于底部，适合养老目标基金建仓。一般在基金发行困难的时候，往往是市场底部，可能是做基金业绩的一个机会。未来还会发行多只养老目标基金，这将源源不断地给A股市场带来增量资金。这也是现在市场上值得关注的一支新的力量。养老目标基金甚至有可能成为将来基金公司重要的一个基金品种，各个基金公司也非常重视。

可转债值得配置谈到自身对于可转债的投资策略，邓欣雨表示，可转债投资需要一定的逆向思考，在市场极度悲观时需要考虑市场机会的出现，明显乐观时要注意止盈，从市场平均价格的历史走势看，可以发现大部分时期可转债平均价格位于100-120元之间，特别是低于100元的机会非常少，因此在低位配置很少犯错，高价位出现时适当锁定收益也是不错的选择。“我们做过一些细分指数策略研究，发现适度止盈一方面可降低波动和回撤，一方面也提高了长期回报率，比如利用可转债退可守的特征，价格在偏低时就进行配置，如低于105元，持有等待价格回升到115元或以上时获利了结。”邓欣雨说。

相比之下，Lyft明确表示，它对这些额外的业务不感兴趣。Lyft联合创始人约翰-齐默（John Zimmer）上月在该公司IPO前向投资者发布的一段视频中表示：“我们只专注于消费者运输。没有送餐。没有物流。”Uber和Lyft处于塑造未来交通、城市基础设施的最前沿。但它们提交的IPO文件提醒人们，这两家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有着不同的做法和抱负。